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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网络时代阅读习惯转变 让文学的概念更开放

时间:2019-04-15 14:06 点击:
我也会经常把一些传统的术语概念融入西方的理论,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因为我们现代学术、现代文学批评的大逻辑,也是受到了西方的影响,比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陈晓明:网络时代阅读习惯转变 让文学的概念更开放

□金羊网记者 朱绍杰 孙磊

年度文学评论

致敬词

陈晓明 《无法终结的现代性: 中国文学的当代境遇》

陈晓明:网络时代阅读习惯转变 让文学的概念更开放

陈晓明是当代文学评论界的一员骁将,他的评论文字同时呈现出弘阔的理论视野与亲切的现实关怀。《无法终结的现代性》试图揭示出当代中国文学寻求自身独特道路的精神状态,集中了他近年来关注的主题,即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共通性和差异性、中国文学传统与现代主义的关系、激进探索对汉语小说边界的拓展;他也着重探讨那些指向开创、拓展和越界的文学经验,通过文学实践前沿,揭示中国文学的当代境遇。

陈晓明以文学守护者的姿态,`以理性与感性交织的字眼,为追新逐异的“后现代”把脉,指出“现代性”了犹未了的症结所在。他以内心的直觉、敏锐的观察,完成了对文化再生产过程中的功利化及其相关问题的全方位审视,是对中国当代文艺美学原理的一次校正。

陈晓明:网络时代阅读习惯转变 让文学的概念更开放

理论转向 当代文学

记者:《无法终结的现代性》选录您近年的论文,似乎大致体现着您的学术兴趣。在确定何为研究目标或方向时,您是怎么考虑的?

陈晓明:《无法终结的现代性》收录的是我最近五六年来写的系列论文,实际上探讨的是为什么中国20世纪直到21世纪初期的文学中贯穿着美学现代性的态度以及现代性的想象。80年代我们曾经探讨过后现代主义,我率先关注到了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问题。在先锋小说当中可以看到后现代的叙述方法,包括语言的感觉、历史感以及语言对世界的感知方式。但是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出现了传统的回归和现实主义的复兴,它从后现代主义直接后撤到了现实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我更倾向于把现实主义看成是一种现代性的文学观念和方法,所以我从先锋文学转向了乡土文学、乡土叙事的探讨,关注现代性的问题如何贯穿在乡土叙事的历史观、美学方法以及语言表达的方式之中。这是我在21世纪初期以后的一些年里一直关注的主题。因为他们作为论文单篇发表过,所以似乎看上去是一个文集,但其实是我多年来致力于写作的一个著作。

我在50岁的时候有两本代表作,是《德里达的底线》和《中国当代文学主潮》,汇集了我之前十多年的研究成果。《无法终结的现代性》是我60岁时候的代表作,尽管说50岁到60岁,也陆续出了多本书,但是这本书应该说是我自己最重视、也是凝聚了我最多学术心血的作品。我在确定研究目标和方向的时候,一直立足于对当代文学发展变化的把握和理解,根据文学本身和作家们的发展轨迹与变化方向来提炼我所应该关注的问题,确切来说是目标或方向。

记者: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今天,您的学术研究有怎样的追求和变化?

陈晓明:这个问题跟前面那个问题有相当的关联。上世纪80年代末,我最早发表作品应该是在我读硕士的时候,那个时候主要属于初学阶段,尽管也在《文学评论》《当代文艺思潮》《当代文艺探索》等刊物发表,但是我自己觉得还只是学术的一个起步。80年代末期,我在理论上投入的关注多一些,从理论入手关注结构主义和先锋派。90年代以后,我关注的面更广一些,包括乡土叙事,比如莫言、陈忠实、阎连科、张炜等等,还关注过相当部分的女作家,侧重点更多地从理论转向了当代文学本身。所以我的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等文章的风格趋向于明晰和直接。但是我一度为这种明晰和直接感到困惑,感觉这种文学语言不太过瘾,我欣赏的文学语言是德里达、罗兰巴特、苏珊桑塔格、克里斯蒂娃一类的。后来我的语言更多的是贴着作家作品走,显得浅显明晰一些。当然很多的青年学者也曾经跟我提过意见,觉得我的文学评论在表述方面还是比较费解,特别是很多学生觉得读我的文章还是会比较吃力,可能是思维方式的问题。

理论藏在

文本的经验里

记者:早在上世纪90年代,您就关注先锋文学。这种“在场”对您的研究、写作提供了怎样的便利?

陈晓明:你说的在场性是指我和作家们同时在场,我们有同样的关注,甚至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不是说天天要在一起交往,或者天天要在一起喝酒打牌,而是说一种精神上的联系。80年代后期,我读先锋派的作品,几乎是一拍即合,我感到和他们非常的默契,感到和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共鸣。

这种在场性对一个评论家来说非常重要,具有一种精神上的共鸣和认同,他的言说会带着一个时期的激情。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面对着传统的现实主义比较僵化、陈旧的体系,我们感到一种深深的束缚,希望能够突破,为汉语言文学带来一种新的景象,新的路径,能够创作出全新的作品。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精神是共通,这是同时代人精神上的共同在场。

在先锋派作家中,孙甘露是跟我同龄的,余华、苏童、格非、北村几位都比我们小两三岁。但是那种感觉是非常共同的。这种写作的便利倒不是说掌握他们多少材料,其实我写的《无边的挑战》里面,没有过多地叙述他们的生平,就是谈作品。所以这种便利主要是一个精神上的,是同时代人精神上的共同在场。我们对过去那种陈旧的文学体制有一种疏离感,感觉自己跑到了一个遥远的旷野,在那里有一种自由,有一种想象,有一种放飞的感觉,所以那个时候我写文章都很快,发表文章也比较多。在一两年内我写了几十篇关于先锋文学的评论。在场性是一种精神上的动力。

记者:中国学者在面对与阐释中国本土经验时,应该如何把握西方理论与中国传统方法的关系?

陈晓明:我觉得作为某种普遍经验的规范是不存在的,北京赛车微信群,有些人说我们学西方文论应该如何和中国的本土经验相结合,其实所有这些都是因人而异的,都在于个人对西方文论掌握的深度和对中国文学本土经验领悟的深度,这两方面是相关的。只有真正体会到西方文论,把握住它的要领,对整个西方文论的来龙去脉,从柏拉图以下的那样一个历史,你有非常到位的一种把握,你在运用西方文论的时候,才不是夹生饭,你才不是生搬硬套。对中国文学的把握应该是真正回到文本的。我的评论是非常注重文本的,对于我来说,理论就是在文本中激发出来的。不是说从理论要到文本,在我看起来那些理论就藏在文本本身的经验里。所以我们在讨论文本的时候,理论是自然而然地从字里行间涌现出来的,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使用一个理论去把握它,去理解它。理论应该化为你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语言。其实现在有很多学者,做理论的也好,做文学评论也好,恕我直言,他没有掌握理论的语言。所以你看到他在用一些概念,但它不是一种理论的表述。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学评论本质上是一种理论的表述,用的是理论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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